从左上至右下依次为：张国飞，86岁；宋文绩，83岁；杨志鳌，83岁；居同匮，88岁；叶传岵，87岁；傅玄杰，82岁。 （王轶庶 王辰/图）

目前，上海仍有36位年过八旬的律师坚持执业。他们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专业的法律教育，经历了新旧时代的更替、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跌宕。从未改变的是中国人百年的法治梦想。

每个月，总有一两天，清晨，82岁的律师傅玄杰亲自把着方向盘，驾车穿越上海如织的人流，去往沪上某一家法院开庭。

还是32年前刚登台做律师的习惯：西装，领带。黑发显然是染过了的。庭上的法官，已经换了好几茬。

根据上海律师协会提供的数据，目前上海年过八旬的老律师中，每年通过年检注册且仍在一线办案的，还有36位。

傅玄杰律师现在每个月出两三次庭。很多当事人是慕名而来，指名要他代理，推不掉。他只能有选择地接，大部分是经济类案件，多在本地中院和高院，江苏、东北也常跑。

上海律师张国飞比傅玄杰还大4岁，出庭风采仍不减当年：声音洪亮，不需要用麦克风；思路清晰，不念稿子，都是即席发言。

还有更老的。叶传岵律师，87岁，一年十几起案子。南方周末记者去采访的那天（2012年7月21日），他早上七点起来，坐地铁去浦东，9点赶到黄浦区看守所。当事人是个23岁的打工仔，涉嫌盗窃，见了律师就哭。老先生给他做了4页笔录，谈到11点半才结束。

2012年春天，叶传岵代理了一个毒贩的死刑上诉案件，做了罪轻辩护，无奈数额太大，但结果仍是死刑。

83岁的宋文绩律师是那一代老律师中罕见的女性。她手头有两本历年来的接案记录，蓝色钢笔字，密密麻麻。上世纪80年代，她一年要接一两百件案子。到1999年，她办了20起案件，而到2011年，一年仅有4起案件。大概是觉得案子少了，她连连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：“真不好意思”。

2012年年初，老太太还自己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，跑到苏州市虎丘区法院出庭。法院的保安习惯地把她拦住，以为是来告状的，老太太亮出了律师证，上面出生年月写着1929年，保安立马石化。

这是一起标的只有7万多块的债务纠纷案子。主审法官五十多岁，老资格了，见了老律师，自愧弗如。老太太有个原则：办案、出庭，绝对不要人搀扶，包自己拿，人自己走，“把我当老年人照顾，案子我就不办了。”案子当庭调解成功，她又连夜坐火车回了上海。

1980年是中国律师再出发的起点。自民国以来的律师传统，在中国得以在中断后接续。

律师居同匮1980年被召唤回法律队伍时，已56岁，但他很快找回了自己的角色。整个八十年代，大部分的执业活动，他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完成——因为“天天都有谈判”。从1980年到1985年，近6年间，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，包括大众汽车、金山石化等等，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。

“参加谈判时有外国律师，要用英语，请的翻译也翻不出来，我谈判不用翻译，直接谈”。居同匮说。他的父亲也是律师，受家庭影响，1942年他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，老师用英语上课，教材是英语原版。

1980年，上海仅有两家法律顾问处，共43名律师——这就是枯木逢春后，上海律师的起点。这一年，77级大学生还没毕业。

我们找到的几位老人，多数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接受法律教育。

1947年，18岁的上海梅兰坊25号宋家二小姐宋文绩不顾家人学医的建议，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法学院。她的父亲宋云涛是律师和指纹专家，律所开在自家洋房的一楼，隔壁即是上海律师公会。宋文绩无数次目送父亲换上黑色西装出门去开庭，偶尔她也帮父亲抄抄写写。

叶传岵的父亲叶云阶也是律师，受父亲影响，他于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。

银行家的儿子傅玄杰民国时的住家与上海律师公会相距仅五六十米。孩童时代，旧律师公会大楼前面的那十几级台阶，他迄今还记得，“跟法院很类似，显得庄严神圣”。

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“七君子”中，就有四名律师：沈钧儒、史良、沙千里、王造时。

1947年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关押被捕学生的“曹家花园”门口，过来声援被捕同学的傅玄杰，第一次见到了律师史良。

1949年，居同匮还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。担心家里的情况，他一拿到学位，便坐上3万吨的“总统号”邮轮赶回上海。抵沪时，黄浦江上红旗招展——上海已于5月27日解放。

新时代仍需要法律人才，但首先不是律师。

留美归来的居同匮被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当刑法官，就在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对面。法官开庭提人，要开“提票”，居同匮一次要开一整本，早晨从提篮桥把犯人提过来，整整一大卡车。上午8点半开庭，一直开到下午4点，一天要开20个庭，开完就下判，然后把人押回提篮桥。

复旦毕业生张国飞被分配到安徽滁县人民法院的土改法庭，负责审理土改中揪出来的地主恶霸。傅玄杰当了一名军法官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案件审理，包括间谍案等等。他的回忆是，当时基本没有完善的法律，只有一些临时条例，审案子主要靠政策。

新中国的律师制度，要到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，才逐渐恢复起来。民国著名律师史良成为第一任司法部长，在她的推动下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恢复律师制度。

旧政权留下的“黑律师及讼棍”被取缔。上海社科院学者陈同的研究显示，至1957年1月，全国各省、市共有670个法律顾问处，有2100名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在从事律师工作。

受苏联影响，律师事务所不复存在，完全被纳入体制内。资料显示，当时，上海共有5个法律顾问处，68名律师。1936年抗战爆发之前，这座城市已有1300多名律师。

生于1929年的老律师杨志鳌回忆，1956年重建律师制度，全上海有14名民国时期的律师被重新吸纳。

杨志鳌是在1956年4月从法官成为律师的。他所在的上海市第三法律顾问处，只有十几个律师，“什么案子都做”。

但第二年，反右风暴降临。律师队伍旋即被解散。杨志鳌被驱赶到浦东的农村，成为了一名农民，傅玄杰躲过了反右，却没能躲过“文革”。1967年底，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投入徐汇区看守所，关了整整半年，无法定罪，才被放出来。

新时代需要法律人才，特别是律师。

1980年，被上海市司法局叫回去当律师时，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居同匮，已经在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当了19年木工，制作一条长凳，修好学校里被红卫兵砸坏的课桌，轻松熟练。

被砸烂的国家法治体系，更亟待修复。时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王文正带了一个六人小组，开始在上海各个单位寻找律师，目标群体是曾经当过律师的和学过法律的600个人。最终，这600人中，只有20个人“归队”。

1980年代名扬上海滩的李国机律师，在1979年归队时，已经54岁，在上海天章造纸厂当了17年造纸工人。1979年2月，当他又走上法院辩护席，庭审电视录像立即传到海外，标题为“中国有律师了”。

与李国机齐名的律师郑传本，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，已经47岁，他是报童出身，干了20年公安，又做了7年法官，但没做过一天律师。上海1980年代电视直播“双戈抢劫案”庭审，收视率高达95%以上，郑传本因出色辩护，一夜成名。

宋文绩被“组织上”找到时，正在一家储运公司当仓库保管员。站在律协会长王文正面前的，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、带着袖套的女工。她被召回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任律师，重拾她在大夏大学法学院里所钻研过的法律业务。这一年，她52岁。

她说，她错过了30年，因而倍加珍惜做律师的机会。当时，律师们较多地做刑事案件，离婚等案件被认为是婆婆妈妈，没人做，她就专做这一类案件。

还有主动请缨的。

1979年，复旦法学院的高材生张国飞，给《解放日报》写了一封信：当前国家法治不健全，我是学法律的，希望能够参与法治建设。信被转给了上海市司法局，几个月后，他成为了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。

1980年上半年，傅玄杰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报到，他意外发现，办公地点和“文革”期间关押他的徐汇区看守所，就在同一条弄堂里，门对门。

傅玄杰“文革”结束后先在法院做了一段时间的“复查”工作，查了四五个月，越查他就越感慨，“没有法治真不行！”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，蒙冤后被流放青海，傅玄杰复查后给其平反，女孩回到上海，已经白发苍苍。

“我就想起了自己做军法官时，是否也有错案？”傅回忆说，他当了10年法官，处长、院长已经做的决定，他就照着做了，“想到这点，我不愿意回去做法官”。他决定做一名律师。

最珍贵的时光被耽误，但机会没再被错过。

1982年，傅玄杰被指定参与上海“四人帮”余党的审判。他是“文革”风云人物、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辩护人。律师们提出：我们是真辩还是假辩？得到的回复是：“关起门来，我们真辩”。当时许多被告人都被起诉了十七八条罪，律师们一条一条地辩。最后，大部分罪状被拿掉了，只定了两条罪：武装叛乱，迫害老干部。

明星律师再度出现。1988年，李国机开办了当时全国首个以个人命名的律所，加上1949年之后第一批律师和“文革”后复出的首批律师，他成了上海律师的名片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上海引进美国的电视剧，每晚播放时万人空巷。根据中美版权协议，每集影视片播放前，会先有一段“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”，一连播了好几年，傅玄杰律师由此家喻户晓。

2004年，名片般的李国机律师去世，2009年底，报童出身的传奇律师郑传本去世。法律人刘桂明撰文称：“从李国机到郑传本，一代老律师走了，一个律师时代走了。”

不过，老人们仍在散发最后的热量。根据上海律师协会的统计，目前上海市年过八旬的律师中，至少还有36人仍然正常执业，其中年纪最大的为1923年出生的刘造时律师，年纪最小的是今年刚满80岁的11位律师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语：“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”，这句话，在仍然执业的“老法师”口中反复出现。

叶传岵律师1999年曾经得过结肠癌，医生说手术后大概还能活3到5年，结果迄今老先生身体仍然健康。他掰着指头跟南方周末记者数他的老战友们：“奇怪得很，跟我同时代的人，差不多一大半去世了，偏偏我还留下来，而且也没有老年痴呆，还在办案子。”

他心里很清楚：“老年痴呆了，老百姓不会找你，法官也不会听你的，说得没有道理，资格再老也没用！”他说，他当了22年的右派，最好的光阴浪费了，现在要把这个时间补回来，只要还能动，就要办案子，官司打赢了他就高兴，免费代理也愿意，“总比在家搓麻将好，那样身体反而不好”。

张国飞律师现在身体不错，只是眼睛不大好，随身带着放大镜。他偶尔写写法律意见，出庭不多。带着年轻律师出庭时，发现他们手在抖，老先生看不下去，发话了：“把案情弄透，案情熟了，手就不抖了。”

宋文绩律师今年成功做完苏州那起债务纠纷案子后本准备收山，最近有一个老干部因为退休金的事情，要找原单位维权，她按耐不住，又接了。

82岁的傅玄杰律师不甘落伍。他会上网，刷微博；重庆、贵阳“打黑”、律师抱团取暖，老人都清清楚楚。他说，一个国家的文明、法治程度，不是唯一却也是重要指标，就是看律师的地位和律师的作用。

（作者：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 实习生 贺涛 张博岚；发自：上海 刊发时间：2012-08-18 来源：南方周末）